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迪伦马特的古怪侦探小说

更新时间:2019-08-19

  在1950至1958年间,迪伦马特写下了大量的侦探小说。这段时期,也是迪伦马特喜剧创作的巅峰期。所以,这些侦探小说可以视为迪伦马特对自身思想的补充。因为这些故事实在是太古怪了。它们又闷又冷,需要读者耐着性子去啃读。传统侦探小说的迷幻戏法和皈依现场都不会出现在迪伦马特的笔下。迪伦马特的侦探们走入了另一种空间:更加黑暗、压抑的集体心理,并最终针对“罪与罚”这个终极问题给出自己的拷问。

  试想一个这样的场景:你走在大街上,看到一只老鼠咬死了另外一只老鼠。那么,你看到的事件本质是什么,是一场蓄意的谋杀,无差别杀人,恩怨的清算,还是某种维持大自然运行的天道法则?从现场来看,倒在地上的老鼠遗体不能给你提供任何线索,那就是一只开膛破肚的死老鼠,和死于老鼠药与地洞的其他尸体没有区别。你看着那个活下来的,满嘴同胞血肉的老鼠,明白自己口中那更高级的人类语言无法和老鼠们交流。于是你想,哦,算了吧,不过是两只老鼠的撕咬罢了。但你转身离去的时候,发现周围的暗巷角落到处都在上演这一幕。最恐怖的是,当你要逃离这个地方,经过大街上某个橱窗的时候,你无意间看到了自己的倒影,发现自己的样貌其实也是一只老鼠,或者说,鼠人。

  这是迪伦马特侦探小说里的工作氛围,以及那些自以为有能力捍卫司法与道德体系的小人物的处境。

  “一只老鼠,当它独自待着时,它只会当自己是老鼠。一旦它知道自己身处百万只老鼠中间,就会觉得自己是只猫,而身处亿万只老鼠中间,它就会把自己当成大象。最危险的是五千万只老鼠民族(五千万是一个数量级)。老鼠民族虽然都认为自己是猫,但它们更乐意当大象。这种过度的自大狂不仅对直接相关的老鼠们是危险的,而且对整个老鼠世界都是危险的”。《司法》中的施派特先生如此形容一位热爱交响乐——最危险的音乐体裁的作家。这种自大的情绪会让人联想到二战时期的德国与它的盟友们。迪伦马特所在的瑞士虽然保持着特殊的中立国身份,但身处德语区的他必然对这个国家人民的情绪深有感触,就像伯恩哈德毫不留情地把抨击辱骂浇在奥地利人头上一样,迪伦马特也以非类型化的侦探小说探索着卡夫卡的反面。卡夫卡笔下的人近乎绝望地毫无选择。迪伦马特则让我们意识到,选择有时能创造出更可怕的氛围。

  人可以不带价值判断地阅读小说,但人不太可能用不带价值判断的方式去阅读历史。今天我们在阅读任何关于20世纪的历史时,我们的姿态也就像是一个法官,阅读不同知识分子写的诉讼状或辩护词,查找隐藏在两次世界大战、纳粹德国与极权社会中的线索,寻觅真凶,给出自己的判断。这种审视是必要的。但我们有时会忽略掉证人、陪审团还有法庭上的听众,仿佛整场审判和评价一部电影的流程也差不多。

  在迪伦马特的一些侦探小说中,我们也会发现,在罪案现场,证人总是以各种方式缺席。例如在《司法》里,柯勒教授的犯罪过程再明显不过了,他大摇大摆地走进餐厅,朝着被害者开枪,然后钻进轿车离去。后来到了警察局,他也完全承认自己的罪行。看上去这根本构不成一个侦探小说,既没有凶手身份的悬疑也没有复杂的手法。然而在“正义秩序”的审判里,还是有两处残缺,创富心水论坛。一个是没有找到凶器(的确是一把枪,但杀人的教授拒绝告诉警察那把枪去了哪里),另外则是杀人动机,对此凶手也一词不提。所以原本清楚的犯罪过程反而变成了一个谜:他为什么杀人?是蓄谋已久还是一时冲动?在餐厅案发的当时,坐着几十位证人,但他们对此也毫无帮助。身处历史现场,他们目击了发生的事情,但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  而证人缺席的另一种意味,则在小说《承诺——侦探小说的安魂曲》中表现出来。探长马泰依接到报案,有个小女孩在村子中被杀害。他们只是根据现场调查,抓获了一名嫌疑人。而在村民眼中,无需证明与审判,那个嫌疑人肯定是最终的犯人。“我们要的就是公道”,这便是他们的宣言。马泰依在愤慨的人群前只能稍作诱导,他让案发现场的当地村民来录口供,并且表示如果证据证明小贩就是嫌疑人,他就会把这个凶手交给当地村民处置。结果,在审判的过程中,所谓在场的证人却记忆模糊,经过车辆的颜色、车型、路上有没有其他人都记不清楚。

  迪伦马特的侦探们都是在这种不可能条件下展开自己的工作。他们不会找到自己的证人,哪怕是阿加莎小说中那种巧言令色、满嘴谎言的证人也没有,与其说那些在场的人别有用心,倒不如说他们是彻底的愚笨或罪行的细菌培养皿。在罪恶发生之前,他们对于环境的变化没有丝毫感受,在罪恶发生之后,他们需要的也只是对某个特定凶手的惩罚。

  “要是他们有警觉的话,悲剧就不会发生了。可是他们无忧无虑,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没料到还会发生这样的犯罪”。迪伦马特小说中的探长独白,似乎正是对着德国、瑞士、奥地利、匈牙利这些国家喊出的。

  那么,如果陪审罪恶的听众们本身是愚昧的,犯人在世界上消匿无踪,伸张正义成为不太可能的一件事,我们又是否需要一个具有坚定意志的探长,用尼采哲学中所谓的“超人意志”,凌驾于庸人之上,用强硬手段建立新的道德秩序呢?对解决罪案来说,这貌似是唯一的方法。我们也在许多硬汉派小说中见过这种侦探,比如达希尔·哈米特的斯内德或钱德勒的马洛。借鉴哲学家的说法,侦探小说的终极任务就是让混乱的因果链回到现实秩序中。而在迪伦马特的侦探小说里,我们能感到他对此的强烈质疑。迪伦马特小说的侦探主角,几乎都有这么几种特征:衰老、临近退休、本身便没有强烈的生命力。似乎只有这样,他们才能在涉足案件时维持自身的纯洁性,而不是像齐泽克所描绘的硬汉侦探那样,“越是干预这个世界,就越是以邪恶的方式卷入这个世界”。

  “超人意志”是可怕的。再次阅读《承诺——侦探小说的安魂曲》,便更加能感受到迪伦马特所设置的矛盾。马泰依在别人的回忆中出现,他在那时候还是个年轻有野心的探长——主角中为数不多的例外。因此他寻找正义裁决的过程要比其他人更冒险,我们会质疑他究竟是在追捕真凶还是在犯罪。在故事里,因为那个杀害小女孩的凶手迟迟没有被抓到,马泰依便使用了“诱饵”,将另一个无辜的小女孩骗到了案发地点,重现上一个案件的情景,期待着凶手再次下手,然后马泰依自己就能从后面跳出来,给予其最后裁决。他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耐心等待着……

  我们可以说马泰依是在村庄和警察局中唯一的清醒人,尤其在别人都不相信还能找到真凶,查明真相的情况下,看惯了凶杀的医生对马泰依发出了劝诫——“你努力做的事是不可能实现的……因为这样的人太多了,他们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没有杀人”,但他还是像条斗牛犬一样死死咬住自己的信念。我们也可以说,他是个给法庭看守大门的冷血动物。被他收留的母女二人误以为马泰依是真心照顾自己(他也是这么承诺的),而最后却发现不过是马泰依破案的钓饵的时候,他毁掉了两个善良人的心灵,让她们不再相信世界。

  所以,迪伦马特才会给这部小说加上了那个副标题——“侦探小说的安魂曲”。这倒是他想用戏剧性的表现去真正摧毁的东西。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侦探吗?我们真的有能力去审判曾经发生过的罪恶并伸张正义吗?在荒诞的背后,迪伦马特小说给出的看法是悲观的。侦探们倒是往往被黑暗的漩涡反噬进去。在他的第一部侦探作品《法官与他的刽子手》里,侦探和嫌疑人互相把对方推向绝望的境地。在与二战集中营有关的《嫌疑》中,那个暮年侦探的失败就更加明显。他无力对眼前那个曾在集中营进行活体手术的医生进行审判,在谈话中他意识到这真正的凶手不是一个单独的人,“凡是在德国曾经发生的,只要一出现某些条件,便在任何国家都会发生……没有一个人,也没有一个民族会是例外”。接着,他只能躺在病床上闭上双眼,让这个医生消失在和平宁静、没有战犯的瑞士。

  迪伦马特在侦探小说里是期待着我们能够去审判一些东西的,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那种能凭借着一个人的意志来支配并改变世界的“超人”欲望,这也包括侦探们自己。这种意志模糊了善与恶的界限。探长无力抓捕《嫌疑》中的纳粹医生,正是因为在纳粹医生的自白中,他将自己描述成了一个给犹太人带去最后希望的救世主——若是留在集中营内做劳役,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死亡,若是自愿参与活体手术,他们还有一丝生还的机会。“当我置身于令人软弱的任何人类法规之外时,我便会获得自由,我变成了某个瞬间……从我的手术刀下的颤抖不已、软弱无力的白色皮肉上,映衬出的只有我的胜利与我的自由,除此之外别无他物”。

  在这种意志的映衬下,那衰老的探长和司法的空架子一样,成为令人怀疑的对象。这个世界的道德依靠罪与罚的逻辑来维持,但在迪伦马特的侦探小说中我们会发现二者之间的错位对应,“罚”降临在个人身上,而“罪”散落在周围的集体当中,探长,施虐者,甚至被害者与死者都成了它的一部分。若是以戏剧形式表现出来的话,它就是荒诞的:例如,被害者发现是自己杀掉了自己;凶手发现自己是个崇高的刽子手,等等。若深入其思想,我们便能从荒诞中理解到迪伦马特对社会的绝望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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